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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 "新生代职业农民”登场?

原标题:调查 | "新生代职业农民”登场?

农业大省 江西1/3以上的农产品,由从事适度规模经营的职业农民提供

从事规模经营的新生代职业农民, 已逐渐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

◆ 影响“新农民”升级因素:土地流转周期短、农田基础设施不完善、部分农产品托市收购政策执行不彻底,缺乏全面素质教育

附文两篇:“新农民”如何升级?以及一位明星农民的浮沉警示

记者/刘菁 郭远明 高皓亮 秦宏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农业大省江西多个地市进行了问卷和实地调研,发现目前规模化经营的新生代职业农民,逐渐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

这个群体收入普遍高于一般农民,甚至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大量财富。比较而言,他们敢于探索、收益能力强。而且,越是年轻的职业农民,对技术、管理、经营规模的要求越高,体现出“代际增强”的特色。与此同时,他们对公共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新生代职业农民将成现代农业主力军

随着土地流转的加快,家庭农场,合作社组织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涌现。作为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主要人员构成的职业农民,承担着愈来愈大的现代农业发展重任。最近三年,江西农村土地流转率增速不断加快。2015年,江西全省流转农户承包土地1069万亩,流转率达33.7%,远高于2013年的20.5%。这意味着江西1/3以上的粮食等农产品,由从事适度规模经营的职业农民提供,且这个比例在快速提高。

职业农民的生产机械化和管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在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中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

记者近期 在江西南昌市、宜春市、抚州市、吉安市等粮食主产区,对554位种植规模50亩以上的职业农民进行了一次抽样问卷调查。调查表明,年轻一代职业农民趋向于规模种植和新型生产组织形式的同时,农业生产收益能力更强。新型职业农民逐渐成为粮食生产发展的主力军。

问卷调查显示,30~50岁,初中以上学历的农民是当前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占比均接近六成,半数职业农民的种植规模在50~100亩之间,规模化程度还不是很高,但新型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已占四成,粮食生产亩均利润超过三百元的占比近七成。

30岁以下较高学历的新生代职业农民正在崛起。调查问卷数据分析表明,相比父辈,年轻一代新农民更青睐500亩以上较大生产规模,同时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农场、公司化、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生产组织,其所获得单位收益的能力也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

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得出,种植规模和亩均年利润呈现正相关关系。在职业化农民的参与组织形式上,公司化组织以及家庭农场展现出更强的竞争力,占据亩均年纯利润500元以上“丰收俱乐部”的比例更高。

自2012年国家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试点工作以来,江西省已经在86个县开展了相关工作,先后培训了近7万名新型职业农民。江西省农业厅科教处处长吴登飞告诉记者:“伴随农村土地确权和土地流转改革,拥有现代化生产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将成为发展农业规模、现代化经营的重要力量。”

技能缺失需补 政策诉求多样

当前粮食生产过程中职业农民最缺什么技能?调查问卷显示, 农民对技能缺失有客观的自我评价,排在前三的依次是病虫害防控知识、种植知识和市场营销知识。

记者分析发现,除关注生产环节技能缺失外,他们也开始关注在市场营销和组织管理方面的能力不足问题,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欠缺市场营销知识。病虫害防控技术、更多种植技术、机械化操作技术是他们最想掌握的技能。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尤其对组织管理能力表现出更高的兴趣和渴求(图四)。

江西吉水县的瓜蒌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邹爱根告诉记者,农业的投入大,风险比较大,收益比较小。现在规模化种田,不仅要求种植者技术要好,还要市场、天气、融资、政策等各种综合因素都能配合好。

“我们合作社基本不吸纳50岁以上的农民加入了,他们还是比较重视产量,容易忽视质量,这与我们向着中高端市场和品牌化发展的目标不符。”邹爱根说,今年合作社不仅向沿海地区一家电商公司聘请了专业人才,还招收了3名大学生加入。“我们现在需要思想超前、懂得整体规划的经营管理方面的人才。”

国家对农业的持续投入对稳定农业生产起到较大作用。问卷显示,职业农民当前最关心的是可能直接影响生产的三大问题:粮食生产和收购政策、病虫害防控及天灾。随着规模化水平的提升,当前职业农民对土地整理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公共农业配套设施建设的诉求比较强烈。相比公司化、家庭农场,合作社组织对农业金融服务需求更急迫(图五)。

问卷结果所反映的这些问题,与多个省份的农业发展现状和新型职业农民需求情况基本吻合。以融资为例,为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金短缺,江西省2015年推出了“财政惠农信贷通”优惠贷款,当年接到申请而发放贷款就超过了预定发放100亿元的目标,达到120多亿元。 LW

原题为《职业农民呈“代际增强”趋势》

“新农民”如何升级

记者/刘菁 郭远明 秦宏 李美娟

职业化新农民随着规模化、现代农业的发展应运而生。他们的农业生产技能、经营管理能力以及资金等方面已有初步积累。但一些基层干部和种粮大户谈到,“三农”中对地、粮、技、村的政策设计中,对职业农民队伍建设的政策设计不够,政策上对农民职业前景的稳定预期不足,有可能造成职业农民发展“短期化”,不利于现代农业发展。

政策依赖强队伍稳定难

去年以来,国内粮食市场价格低迷,一些地方政策性托市收购执行不彻底,仍有不少粮食至今还囤在农民尤其是种粮大户手中。

“去年收上来的晚稻,粮食经纪人收不完。政策性托市收购也因为没有仓容,不收了。现在还有几万斤粮囤在手里。价格从一块三毛多一斤降到九毛钱一斤,损失惨重。”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东梁村种粮大户黄才贤愁容满面地说,如果今年粮食价格低迷情况再持续下去,政策性托市收购不给力,将影响一批农民继续走职业化的信心。

记者采访发现, 土地流转周期短、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部分农产品托市收购政策执行等是影响农民职业化长期规划的因素,更直接关系着职业化农民队伍的稳定。记者对江西554位粮食生产规模长期在50亩以上的职业农民的问卷调查显示,他们的政策诉求也集中在这些方面(图一)。

除农产品托市收购政策执行情况外,土地流转不稳定等对农民的职业化前景预期有直接影响。“流转关系难长期固定,我现在不敢在农田基础建设和土壤改善上投入太多。”34岁的江西丰城市小港镇青年农民张俊杰说出了多数“种粮大户”的担忧。他告诉记者,近三年来,他流转的田总量从500多亩增加到近1800亩,但多数签的都是一两年的短期流转合同。

“流转必须自愿,但必须想办法解决一些地荒在那也不拿去流转的情况。”江西南昌新建区农业局局长孙昌平说,现在土地流转竞争激烈,价格变动大,影响了流转关系的稳定。

农田设施建设标准的高低和规模影响农业规模化发展和职业农民长期生产规划。采访中不少规模经营的农民对更大规模、更高标准的农田整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需求。江西安义县种粮大户凌继河说,他流转的1.9万亩田地,基本满足全程机械化作业的高标准农田不到两千亩。田块小、基础设施差的田地,每亩要增加成本近一百元。

江西南昌市新建区石岗镇种粮大户涂爱保流转的田在丘陵地带,稻谷亩产仅有800斤,这些年他赚的数十万元钱陆续投入到农田平整、机耕道、水利等方面。他说,10年的土地流转期限只剩下两三年,随着土地流转价格越来越高,合同到期以后,他就不敢再承包了。

3月20日,江西省靖安县双溪镇曹山村农民在田间劳作 徐仲庭/摄

城乡户籍差异导致不能享受农业扶持政策,也影响了一些想在农业上“干一番事业”的城镇户籍新“职业农民”。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镇种粮大户李会娥是城镇户籍,他在当地流转了1100多亩土地从事水稻生产。因为农机具购置补贴只针对农村户籍农民,他的不少补贴都是假借农民的户口本申领的,存在“冒领”嫌疑。

采访中,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反映,近些年来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比较多地来自于土地制度改革、技术推广、农业机械化等,农业生产者所获得的发展推动力不如其他生产力要素。

重视具体技术培训,缺乏全面素质养成教育。由于纯粹销售肉牛利润太低,去年参加了一次农产品营销课的江西省丰城市泉港镇养牛大户黄登高准备延长生产链,自己屠宰并以实体店和电商相结合的方式销售牛肉。但这一转型应该怎么具体实施,需要办理哪些手续,这些对于以前只懂养牛的他来说困惑不少。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职业农民接受的培训内容主要针对农业生产技能,组织管理、市场营销、职业规划等涉及不多。

近两年,江西省农业部门共培训了7万多名职业农民。 山西省是我国首批职业农民整省推进试点省。这个省部分基层干部反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面临协作机制不畅、投入资金不够、政策力度不足等问题,尤其是在基层市县,仍需政府加强重视,进一步整合相关资源,畅通协作机制。

农村交通、网络、娱乐以及子女教育等硬件条件,与城市差距确实太大。“除了吸引新鲜人才难,就是长期留住现有的人也比较难。工人有社保,有各种职称职业晋升渠道,获得荣誉的机会也比农民多。”江西吉水县绿丰果业合作社牵头人肖小春说,职业农民精神层面的激励太少。

根据 安徽省农业部门的计划,安徽今年要培训新型职业农民5万名。培训要求由注重“培训从业者”向“培育事业者”转变,重点把热爱农业、扎根农村的农民选出来,通过教育培训、认定管理和政策扶持等造就一批发展现代农业的生力军。

职业化升级之路

有关专家表示,要切实推进农业现代化、保障粮食等农产品安全,今后需全面加强职业农民队伍建设,要从政策扶持、培训体系改进等方面稳定职业化预期,树立职业化责任,构建职业化精神,打造升级版新型职业农民。

构建稳定的政策支持体系,提升农民职业化前景预期,扩大职业农民来源。江西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尹小健提出,在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完善统一的区域性农村土地流转平台体系,让农民在收益有长期保障的基础上,通过自愿交易出让土地经营权,实现职业农民对流转土地的长期稳定经营。

同时,有关农产品托市收购政策的执行和调整既要着眼于当前市场的变化,也要注意稳定职业农民的收益预期。可加快出台土地休耕补贴政策等措施,并将之与粮食等大宗农产品购销政策相结合,实现“农产品结构性调整与农民职业化收益保障”的双赢目标。

江西省农业工程职业学院书记谭酬志介绍说,近两年学校有上百名毕业生到农村创业,趋势值得关注。今后国家可以制定引导政策鼓励扶持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创业。

部分基层干部表示,可参照城镇自主择业者参保方式,试点将社会保障制度向职业农民群体延伸,解除有较大贡献的职业农民发展后顾之忧。

建立“职业农民”标准体系,构建明确的职业责任、职业精神。随着国家政策层面对培育职业农民的重视,目前各地实践中也从“生产经营型、职业技术型、专业服务型”对职业农民进行了划分,但仍需在定义性条件和标准方面进行明确,对职业农民群体的社会责任、职业道德规范等方面也要做出系统的规定。

职业农民培育机制体制亟待完善,需进一步确立责任主体,形成培养合力。江西永丰县农工部部长傅伟等基层干部提出,应改变由农业部门“兼职”培训职业农民的现状,确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的责任主体。整合现有涉农培训资金和项目,引导政府各部门、社会各层次培训机构形成合力培训职业农民。 LW

样本 | 一位“明星农民”的职业浮沉警示

记者 / 刘菁 郭远明 秦宏

从经营6万亩规模、年营业额超亿元的职业农民典范,到事业“断崖式”崩塌,身负上亿元债务,江西南昌县蒋巷镇“明星农民” 卢国平濒临破产。

卢国平的经历对正处于转型升级发展时期的新型农业经营体,有什么启示?江西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尹小健表示,当下的“职业农民”,经过前期土地流转和经营,积累了一定经验、资本。但他们身上依然存在追求数量、忽视质量、风险管控能力差等缺陷。

专家建议,作为职业农民,应及时在自身经营管理能力和产业发展上谋升级,避免低效扩张,注重质量发展,提高规避风险能力。

资金断裂“农业王国”三年崩塌

2012年,江西南昌县蒋巷镇农民卢国平的事业顶峰时期,拥有“全国劳动模范”、“全国种粮标兵”、“江西省突出贡献人才”等八个国家级、省级荣誉称号,卢国平在当地人心中就是一位“明星”。

6月20日,江西省婺源县太白镇农民在栽插中稻秧苗 胡敦煌/摄

那时候,卢国平的以高效种养示范、农业生态观光旅游、农产品加工服务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发展方向的农业产业化公司江西国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江西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标杆和旗帜。公司拥有员工500多名,经营总面积达6.5万亩,年营业额近两亿元。

近日,记者再一次见到卢国平。经过转包变现还款,目前由他自己亲自经营的产业只剩下1000多亩特种鱼养殖基地,剩下的员工不到50人,公司办公场所大门紧锁,破败荒凉。不完全统计,卢国平的国旺公司及与其相关的农业产业化公司欠下银行债权本金余额8000多万元,民间借贷1.5亿元。

“2013年资金链断了,就没钱买饲料了。这是当时放下去的‘黄牙头’,现在三年了还没有10厘米长。以前来公司参观的人很多,现在很久没有人来了。”从农民创业“楷模”到事业“断崖式”下滑,站在仅剩的养殖基地中,卢国平语调低沉。

卢国平的故事还得从1999年他弃商从农时讲起。地处鄱阳湖畔的蒋巷镇是江西有名的“鱼米之乡”。但上世纪末,因耕作方式落后,农业税费负担重,加上外出打工潮的兴起,当地不少耕地抛荒。

1999年,卢国平敏锐地从发达省份大规模机械化种田经营方式中,嗅到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商机。他回到老家南昌县蒋巷镇,以200元/亩价格流转了村里1080亩水田,成为江西最早一批规模化、全程机械化种田的“职业农民”。2003年成立的江西国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是江西第一个经营农田面积过万亩、以公司化模式经营农业生产,发展种养殖、农产品批发和进出口等多种经营的公司。

国旺公司副总经理涂勇新说,2010年前,卢国平一方面逐步扩张发展规模农业,10年间种养规模达到6万亩,实现水稻、瓜果蔬菜和水产养殖多种经营和深加工,另一方面开始将目光瞄准乡村休闲旅游。2011年,卢国平将产业规划为高效种养示范、农产品加工、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生态观光旅游四大部分,准备股改上市。

“期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和政策扶持,公司发展十分顺利。”涂勇新说。2009年5月,全国农业综合开发工作会,国旺公司农场成为现场参观点。同年11月份,一些媒体把他与华西村、小岗村一起,作为农村改革创新的典型进行宣传,卢国平和他的国旺公司成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标杆。2012年底,卢国平的事业发展到了顶峰时期。

涂勇新说,就在这时公司遭遇了危机。在产业扩张过程中,卢国平把前期赚的钱和总额2.4亿元的银行贷款,陆续投入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到2013年,公司每月需还到期贷款本息2000万元。而在全国经济形势下行的情况下,银行收紧了银根,卢国平资金链迅速断裂。

据卢国平自己统计,2013年至2014年间,他先后偿还银行贷款2亿元,基本抽干了他的资金流。与此同时,他还欠下1.5亿元民间借贷,公司因没钱经营陷入困境。

比起每况愈下的经营业绩,更让人担忧的是,当地一些百姓、农业部门主管人员、银行都提及,卢国平涉嫌用借贷资金境外赌博。

“明星农民”陨落背后的“三重失误”

表面上看,卢国平农业生产经营“断崖式”崩塌,是因为银行“翻脸不认人”,导致资金链断裂。而实际上, 在这背后隐藏的是职业农民盲目扩张、经营管理组织不善,以及职业素养不高,经营隐藏道德风险等短板

“前期良好的发展势头,让大家忽略了经营的风险。”卢国平说,成了典型后,自己扩张的速度停不下来,政府也不允许我们停,有政策就给我们,最后能上的项目都上了。卢国平也成为了不少商业银行眼里的“香饽饽”,争先向其贷款。

只重规模、忽略质量,扩张带来的是巨大的风险。涂勇新说,1500多亩的百果园,因为生产周期长,甚至还没等到有收益,投入就打了水漂。为了扩张,卢国平不断去银行借贷,先后将约3亿元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仅5000亩的特种渔业养殖基地这一个项目就投入了1.25亿元。而所有银行贷款都是一年期贷款,周期短、利息高,无法适应投入周期长的农业生产。

缺乏专业人才、创新不足,也是导致卢国平陷入困境难以脱身的重要原因。“一起创业的多数是知识层次不高的老朋友和亲兄弟,他们欠缺先进的经营管理能力。”卢国平说,2010年,他想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形成效益与员工收入相挂钩的经营体系,但在大家反对下不了了之。

“2012年,国旺公司曾以30万元的年薪外聘了一批管理人才,但是他们不熟悉农业企业应该怎么运作和管理,这批人待了一年就走了,并没能对企业走出困境起到作用。”国旺公司另一位副总经理胡悦宁表示。

除了盲目扩张和经营管理的因素以外,个人素养和信用风险也是卢国平失败的重要原因。记者掌握的一份卢国平的主要融资银行对他做的一份系列授信报告显示,2012年卢国平连续出现了拖欠银行贷款的情况。贷后检查中发现,授信期间卢国平有大量民间借贷,起因据了解是卢国平有涉嫌在境外参与赌博的情况。同期还出现一些担保人不愿再为卢国平的贷款进行担保,和其他银行也陆续清收国旺公司贷款的情况。

而有关金融机构的调查也显示,2012年至2014年,卢国平有46次赴澳门的记录,其中2012年为33次。

记者查阅发现,自2013年开始,就陆续有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对卢国平的到期借贷强制执行的记录。

对此,卢国平回应称,之前确实在陪同客户和本公司人员外出旅游时去过境外赌场。“但是玩得都比较小,不会危及公司的经营。”

“职业农民”亟待转型升级

卢国平的公司的名字叫“国旺”寓意公司和国家一起兴旺发达。“那时候‘天帮忙、人肯干’,确实辉煌,现在想起来依然热血沸腾。”卢国平回忆那段快速扩张的时光,仍流露出难掩的兴奋。

公司仍坚守的员工说,他们正在努力,期望能够摆脱困境,重新发展起来。“公司的困境是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卢国平的弟弟卢利平表示,公司创建就在,公司陷入困境自己不能离开。

不过,如今卢国平要“东山再起”面临的则是农村土地流转和农业产业发展加速的新形势。

目前,卢国平已经先后将1万多亩水田以800元/亩的价格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转租,并采取预付租金的方式,解决拖欠的700多万元的农田租金和自身经营资金缺口;4万多亩的养殖湖面转租给了其他农业企业;5000多亩特种水产基地,则由他和公司的50多名老员工分包经营。

卢国平说,吸取之前的教训,现在他全身心投入到生产管理中,集中精力养殖特种水产。同时,他正在和当地村委会谈延长土地流转合同的事情,并准备与其他技术企业合作,由对方进行前期投入开发“渔光发电”项目,增加水面养殖收益。“一旦经营好转,我就会收回转租出去的产业。”卢国平说。

不过,卢国平想要恢复元气,面临一个最大的困难。记者了解到,他之前流转的两万多亩农田有1300亩是长期流转的,10年内到期的3000亩,多数农田在5年内将到期。

当地一位农业局干部说,卢国平当时签订农田流转合同时,流转价格是250元/亩左右,现在当地农田流转价格已达到600~800元/亩左右,接下来他继续流转承包的压力非常大。

尹小健表示,我国农业生产正处于转型升级发展时期,“职业农民”们应及时在自身经营管理能力和产业发展上谋升级,避免低效扩张注重质量发展,提高规避风险能力。同时,还要提高信用意识和个人素养。

“与此同时,政府也要建立动态的跟踪管理和帮扶机制,对职业农民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进行针对性引导和解决。但要防止‘嫌贫爱富’,甚至为了政绩,不断用政府倾斜政策‘垒大户’导致风险集中。”尹小健说。 LW

刊于《瞭望》2016年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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